在中国宪法的制度现实中，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是政治主权系统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并由此也带来了法治与政治的高度紧张，这种制度现实不仅证明了研究中国主权或制宪权的合理性，而且也在提示研究中国主权或制宪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侵权法上的替代责任是明确的，而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目前仍然处于探索之中。[87]未来在探讨第三方义务的监督之时，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关措施与营业自由之间如何达成某种平衡。

这两种理论对于解释规制存在的正当性具有一定的支撑力，但是由于将公共机构与私人主体割裂开来，就会导致我们在研究规制时要么局限于行政机关要么局限于个人或企业、行业组织。针对第三方义务的不足,除了建构相应的监督机制之外，第三方义务主体也要制定一些实施计划来确定如何遵从既定规范，从而减少对市场的干扰。[10]See Janet A. Gilboy, Compelled Third-Party Participation in the Regulatory Process: Legal Duties, Culture, and Noncompliance,20 Law Pol'y 135(1998)。然而，在行政规制之下，资产并不是考虑的因素，只要私人主体从事风险活动，政府均会采取事前规制行为。[12]如今，各国的行政法体系均在设计让那些提供服务、产品的私人主体或者雇主作为第三方承担义务的制度。

本文重点探讨了第三方义务与行政规制、侵权责任的关系，但在中国，还涉及与行政法上的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制度的关联。第三方义务促使私人主体采取预防措施，在功能上与事前规制有些类似。政治宪法认为自由并非是人摆脱外在世界压力的内在领域，而是仅仅存在于公共生活中。

而政治给我们的自由不是无干涉的自由，而是无支配的自由。其次，它用非政治化（apolitical）的政治来讨论和解决特定的议题。但是，贝拉米认为，法院的上述三个优势并不存在。这些城市共和国没有奴隶制，从而赋予了共和主义以现代内涵，即政治自由并不来自君主统治，而是来自一个普遍法律框架下平等公民组成的共和体制。

因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既然允许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就必然导致观点、生命的目标和方式的多元。最后，汤姆金斯用两个案子来说明在《人权法》实施后，随着司法力量的上升，并没有给人们的自由带来更好地保护。

[11]在后文中，格里菲斯同样批评了斯蒂芬﹒赛德利法官提出由法院来创设主要的宪法秩序以及在范围和程度上加强司法审查的观点。第七，它促成公众可以接受的决定。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宪法的，即便什么也没发生，那也是宪法的。但这仅仅是对议会主权的潜在挑战，因为法院的权力仅在于决定一个号称是立法的东西是否真的属于议会的立法。

他认为，权利并非先验的，因为确定权利的范围和内容不是在政治之前，而是在政治之中。See J.A.G Griffith,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42 Modern Law Review 1-21(1979). [2] 代表作是Adam Tomkins, Our Republican Constitution,(Oxford:Hart Publishing, 2005); Richard Bellamy,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 Republican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emocra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据笔者观察，近年来，几乎所有的英国著名公法学者都参与了政治宪法的讨论。共和主义认为权利并非自然的或者不可剥夺的，而是历史的，它是法律和统治实践的产物。民主在输入上做得很好，但在输出上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民主加总票数，从而使个人牺牲于集体福利。

[63] 古德沃尔希在评价扬和卡瓦纳西的观点时，显然站在扬的一边。其次，戴雪承认对于议会的立法没有法律限制，并非完全没有限制，而是存在内在和外在的限制。

显然，议会没有按照公约权利行为的法律义务。与汤姆金斯一样同属规范主义阵营的标志就是，贝拉米同样揭示了英国如果从政治宪法走向法律宪法将会损害规范的价值，共和主义的无支配的自由、政治平等将会丧失。

正如麦克克鲁斯奇（McCluskey）勋爵所说，法官是由杰出的人所组成，他们虽然是优秀的法律人，但是缺乏民主资质和经验。相反，权力分配的非竞争模式，例如传统的权力分立（the separation of power），不具备这些优势。再次，在代议制民主下，政治权力应当由那些代表着群体利益的人来行使，然而，法院的法官代表谁呢？不效率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司法的被动性质决定了法官不能选择案件，诉讼的发生是偶然事件，而不是被设计的，这导致了司法缺乏体系性。所以，每个人的权利都要得到同一制度下其他人的平等的考虑和尊重，也要得到制度中的管理机关的承认。[8] 在《政治宪法》一文中，他开明宗义地指出，我们不应该试图通过权利法案的运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26] 贝拉米认为，民主审议的缺陷在于：（1）多元化的观点搅混水，使决定的做出更加复杂，阻碍了共识的产生。

来源：原载李林、莫纪宏、翟国强主编《中国宪法三十年》（1982-2012）第88-126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然而，它把是否改变的问题交给例外状态和通过一种特殊的政治，然而，在英国、新西兰这样的国家，议会有权作快速的改变，因此宪法讨论将成为日常立法过程的一部分。

汤姆金斯将其称为统治的现实。按照格里菲斯的理论，他要求法律与政治的严格分离，坚持一种公法适用的纯粹性。

该理论由克里斯托弗﹒福赛发起，认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对议会主权构成挑战，因为行政权是立法授予的，法官限制行政权将等同于推翻立法。首先，反对司法审查在于法院不能解决政治问题，而在政治宪法的语境中，政治就是决定公共事务，而决定公共事务最好途径是民主程序。

相反，通过法院去提高政府的负责性的方法则将损害民主和效率。行动不仅是世界的公共部分，也是形成世界的活动。[33]汤姆金斯致力于将共和主义宪法的结构定义为负责性，即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对授权他们行使的人负责。（2）不存在高于或者超越政治的以权利为基础的宪法。

（4）《人权法》所带来的司法审查的加强。在一个民主国家，相信其他的东西都是一个危险的错误。

正如琼斯所说，即使在国际人权公约上存在一套普遍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的个案中它们的内涵仍然是有分歧的。不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法官缺乏负责性。

再次，反对权利崇拜，因为司法审查往往以权利保护作为基础，而权利的行使必须在尊重他人权利以及他人承认你享有权利的基础上，这就使得权利带有民主的内涵，即权利行使的前提是存在集体的共识，而这种集体共识获得的途径最好是通过民主程序。[31]所以，对于汤姆金斯而言，格里菲斯是站在政治的层面发表意见，而非在进行宪法分析。

法官是程序方面的专家，他们要确保程序的公正。那么，如果人们对于权利或公共利益没有共识，这就容易被统治集团或官员所支配。普尔敏锐地观察到了格里菲斯提出政治宪法的历史背景，即出于对以权利保护为目的的司法审查可能对英国传统的议会至上带来的冲击的担心，这种担心在过去英国法院采取司法自制的态度下表现得并不是很明显，但是随着1998年《人权法》的颁布以及随之而来的司法审查的强化加重了这种担心，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格里菲斯的政治宪法思想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的过程。[57]可见，英国的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之争就是议会主权的存废之争。

卢梭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关共和宪政主义相对精确的概念框架。因为相对于学者理论和法院个案判决，没有什么比议会自己的法律来限制自己更具杀伤力。

[45] Peter Jones, Rights, (London: Macmillan, 1994）, pp. 244-245. [46]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这些负担来自于：（1）鉴别和评估给定个案中复杂的经验证据的困难。就是在这一时期，英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和商业社会，自由追求物质享受的价值而非共和主义的美德与堕落占据了统治地位，宪法坚持的并非共和主义而是新教主义。

他的分析的中心就是普遍意志（the general will），这并非所有人的意志，而是作为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公共善（common good）。几个世纪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寻求法治的社会而非人治的社会。